作家

杨俊芳|聚焦云冈学 众说纷纭

公元398年,北魏王朝迁都平城,5世纪中叶,拓拔鲜卑在平城之西武周山南麓,开窟造像,时为武周山石窟灵岩寺。

北魏后期“恒代而北,尽为丘墟”。“唐贞观十五年(641)守臣重建”。咸亨三年(672),有俨禅师修理孝文石窟故像。《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辽兴宗重熙十八年(1049)、道宗清宁六年(1060)、咸雍五年(1069)、寿昌五年(1099)和天祚帝天庆十年(1120)屡次重修。辽保大二年(公元1122年),金兵攻打西京,“亡辽季世,盗贼群起,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十寺毁于兵火。金朝天会九年(1131)元帅以河流近石窟寺,导致侵蚀,委烟火司差夫三千人,将石窟前的武州川河道南移。皇统三年至六年(1143-1146),住持法师禀慧重修“灵岩大阁”,“山门气象,翕然复完矣”。《金碑》所记十寺,一通乐,二灵岩,三鲸崇,四镇国,五护国,六天宫,七崇福,八童子,九华严,十兜率。

明代洪武二年(1369),石窟寺增筑军堡,扼守塞口,山冈上下各建新旧二堡。嘉靖四十三年(1564)七月《重修云冈堡记》:“古者石佛寺通西四卫道也。於嘉靖□□七年,内为右卫饷道改□云冈堡……”,是至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最早出现“云冈”称谓的文字资料,应是石窟寺被称“云冈”之始,云冈石窟由此得名。

顺治八年(1651),总督佟养量修葺殿阁楼台,香积禅林金碧莹煌。即现存第5、6窟前木阁楼,以此为中心增建了配殿、过殿、山门等,形成了较为规整的寺院格局,名曰“石佛古寺”,其他窟区则成了百姓居住的村庄。光绪年间曾彩绘过五华洞(第9窟-13窟)。

1902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等意外地看到云冈石窟,随后发表《云冈旅行记》和《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注意与兴趣。1907年,法国的东方研究专家沙畹来到云冈调查摄影,著成《华北考古学使命记》。自此以后,云冈石佛寺名声鹊起,海内外学者和美术家纷纷云集。1938年,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组成石窟调查班,对云冈石窟进行了7年的石窟考古调查,于1951年至1956年,先后出版了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合著的16卷《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告》。

1950年,中央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组成雁北文物勘查团,1951年2月文化部文物局出版了《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1952成立“大同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下设文物保护管理专门机构“大同市古迹保养所”,负责对包括云冈石窟在内的大同行政区域内的文物古迹进行保护管理。之后,分别于1953年、1957年和1959年,“大同市古迹保养所”先后更名为“山西云冈古迹保养所”、“山西云冈文物管理所”和“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1961年,国务院公布云冈石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成立山西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蓬皮杜总统参观云冈,提出三年修好石窟的目标任务。云冈石窟保护工作进入大规模维修阶段。1974年-1976年的云冈石窟抢险维修工程获1978年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奖。1992年-1997年的云冈石窟“八五”保护维修工程。1992年至1993年,对云冈石窟前的地面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清理出石砌河坝1道,建筑遗址4处。1998年109国道云冈段改线工程,2001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02年启动云冈石窟防水保护工程(简称“防水工程”)。2006年研究所更名为云冈石窟研究院,2007年5月成为国家五A级旅游景区。2010年对云冈山顶堡墙西侧考古发掘,发现一处规模较大的北魏塔院式寺院建筑遗址,云冈大景区建设完成。2011年,又在山顶云冈堡八字墙以东大约与第5、6窟对应位置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又一处北魏辽金塔院式寺院遗址,以及辽金铸造工场。2012-2015年,五华洞危岩加固,保护性窟檐建设全面完成,2019年《云冈石窟全集》出版。

略述云冈石窟诞生以来一千五百年的兴废更迭,可分为五个阶段,北魏造,唐、辽、金修,明清补,近代荒,现代护,研究刚起步。

如果说成为世界显学的敦煌学,代表着丝绸之路上世界文明的宽度和长度,云冈石窟则代表着5世纪世界文明的高度。敦煌学从斯坦因开始,历经百年,花开世界,成为一门世界显学。敦煌文书和壁画是敦煌学的主打,考古学是敦煌学的敲门砖,很明显,敦煌学不是一个学科,是一个学科群。云冈学亦如是。美术家用图像带着敦煌周游世界,把敦煌演绎成行走的文明,擅长文本研究的中外学者,也很快从敦煌的文本里找到了敦煌作为世界文明荟萃地的核心价值,并不断开枝散叶,在几代学人的努力下,把敦煌学发展成一个丝路文明的巅峰学科群。但是鲜有人知道,云冈石窟代表着公元 5世纪世界文明的高度,它是一部用石头说话的 5世纪世界文明图像断代史。因为没有文本,因为没有被大汉民族纳入中华文明正史的视野而被长期定位于“少数民族”的东西,长期忽略其价值。有一点不得不承认,云冈学萌芽于 1902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 的《云冈旅行记》和《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成形于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合著的 16卷《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告》。是他们告诉我们中国云冈是宝,是公元五世纪的“支那”。是法国总统蓬皮杜的儿时记忆提醒我们该去保护云冈。我们在抢修中才慢慢体会到这座山的分量,这段历史的重要,这个王朝的视野,这个民族的高度,这个石窟对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意义。 2019年云冈石窟研究院出版了 20卷本《云冈石窟全集》,说它是一个争气工程,它有没有真的超越 70年前十六卷本《云冈石窟》还有待世界和时间的检验,但至少证明中国学者主动的去审视“云冈石窟”的价值了。习近平总书记继 2019年考察敦煌之后,于 2020年 5月 11日,来云冈考察指出“要建立云冈学,研究云冈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一语道破天机,云冈学破茧成蝶的时刻到了。四海哗然,云冈被捧上了热搜,一时间,多少人在“云冈学”的热浪中寻找着它的意义和落脚点。云冈石窟研究院、大同大学、里坊间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云冈学人们都如破土的种子、雨后的春笋,找到了力量和方向。云冈在中国,但属于世界。云冈学不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