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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府 | 再说鲁迅先生与云冈石窟

至少是二十年前吧,笔者曾在《大同日报》上撰文,谈到鲁迅先生与云冈石窟的因缘。其核心内容是鲁迅先生在谈到小品文时写的这样一段文字:然而就是在所谓“太平盛世”罢,这“小摆设”原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物品。在方寸的象牙版上刻一篇《兰亭序》,至今还有“艺术品”之称,但倘将这挂在万里长城的墙头,或供在云冈的丈八佛像的足下,它就渺小得看不见了,即使热心者竭力指点,也不过令观者生一种滑稽之感。(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以后读书时稍加留意,遂又发现有关材料若干,今公诸同好。此亦为“云冈学”的大树上的一片叶子。

众所周知,鲁迅先生的学术生涯以“文艺”著称,他不仅关心我国文学事业的进程,而且还花费极大精力关注我国的美术等艺术事业的发展,加上个人兴趣所在,他十分注重搜集石碑拓本,尤其是石窟造像铭记之类。翻检先生早年居住北京期间的日记,多有购置碑拓之类的记载。以后他也仍然保持着这一爱好。云冈石窟的造像铭记拓片鲁迅先生也搜集到两种。1921年3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买《邑义五十四人造象》一枚,云出山西大同,又《敬善寺石象铭》一枚,共泉一元。”同年书账中亦载:“邑义五十四人造象一枚 ○.六○ 三月二日”。可以断定,此拓片当为云冈石窟第11窟东壁上的太和七年《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石庙形像九十五区及诸菩萨记》。先生笔下的“象”,乃“像”之本字。“○.六○”当为购置所费金额。又,1925年11月3日记道:“晚访张凤举,见赠造象题记残字拓片一枚,云出大同云冈石窟之露天佛以西第八窟中。”同年书账中又记:“云冈造象题记拓片一枚 张凤举赠 十一月三日”。题记内容不详,或系《吴天恩造像铭》,待考。

2016年6月15日 “朝花夕拾——鲁迅的美术世界”展览暨云冈美术馆开馆仪式在云冈美术馆开幕

鲁迅先生还保存有云冈石窟的照片集多种,如1923年12月4日日记中记道:“上午得张凤举信并泽村教授所赠自摄大同石窟诸佛影象一册。”同年书账中亦有类似的记载:“大同石窟佛象摄影一册 泽村教授赠 十二月四日”。泽村,全名泽村专太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美术史教授,当时在北京做研究工作,曾专程到大同考察云冈石窟,与鲁迅先生交往较频繁,《鲁迅日记》中多次提到他。鲁迅先生曾到德古斋购买《孝山堂画象》相赠,二人在古石刻方面有着共同爱好,因而经常共同切磋探讨,交流心得,互赠有关礼品。

  鲁迅先生结识的另两位对云冈石窟兴趣浓厚的日本学者是冢本善隆和水野清一。《鲁迅日记》1929年5月31日记道:“午后金九经偕冢本善隆、水野清一、仓石武四郎来观造象拓本。”再查鲁迅先生书信,《两地书》“六月一日黎明前三点”写的一段道:“五月卅一这天,没有什么事,只在下午有三个日本人来看我所搜的关于佛教石刻的拓本,以为很多,力劝我作目录,这是并不难的,于学术上也许有点用处,然而我此刻也并无此意。”说的还是上面那件事。据《鲁迅全集·日记》的人物注释中说,这次他们在鲁迅先生住处观看的是先生搜集的六朝拓本,“六朝”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指吴、东晋、宋、齐、梁、陈6个建都于建康(今南京)的王朝外,还可泛指南北朝,若是后一含义,则所观拓片中当有鲁迅先生收藏的云冈造象的两枚拓片。三个日本学者中,鲁迅先生与冢本善隆和水野清一的交往更多一些,这一点从鲁迅先生的日记中也可看出,如同年6月2日记道:“夜金九经、水野清一来。”20日又记:“午后冢本善隆来看拓本。”惜不知详情。水野清一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从事考古研究,曾在大同考察研究云冈石窟多年,煌煌32巨册的《云冈石窟》就出自他之手,此外还有《龙门石窟的研究》《山西古迹志》等多种著作。冢本善隆系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当时在中国考察历史和宗教问题,著有《中国佛教史研究·北魏篇》《魏书释老志研究》《中国佛教史》《日中佛教交涉史研究》《肇论研究》《净土变史概说》等。此二人对云冈石窟颇为关注和熟悉,各有专文专著论述个人观点,鲁迅先生与他们的交往中或许亦会谈及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仓石武四郎亦是一位汉学家,当时任京都大学中国文学副教授。

1963年许广平参观云冈石窟

此外,鲁迅先生的藏书也有不少与云冈石窟有关,重要的有:小野玄妙著《佛教之美术及历史》(1918年10月14日日记:“上午二弟往日邮局取《佛教之美术及历史》一册来,价日金……”),当系直接向日本书店邮购;权田雷斧、大村西崖合著之《佛像新集》(1919年4月4日日记:“上午鸡声堂寄到《佛像新集》二本。”);还有小野玄妙著《佛教美术》、铃木大拙著《中国佛教印象记》等等,举不胜举。

鉴于以上大量材料,我们更可确信,鲁迅先生对云冈石窟是相当熟悉和了解的,他的《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想到云冈石窟的那段神来之笔,正是这种情况的自然流露和下意识的反应。

作者 : 韩 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