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要子瑾:大同“尚武”有传承

  中国武术是古代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以其内容丰富、流派繁多被誉为“国术”或“武艺”,国外对中国武术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中国功夫”。

  说到中国武术,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一个个充满神奇色彩的绿林好汉、草莽英雄。上下五千年,在中国武林中身怀绝技的大侠史不绝书,我以为武术同京剧堪称“国粹”之双璧。
  这本由王占斌编著的《大同武术史》,对千百年来流传在大同地区的拳种及其源始、发展,做了系统的梳理,从“角力”到“骑射”,及由此而逐渐形成的各种流派,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特别是由大同拳师李德懋编创的八法拳,是继承弘扬中华武术的一个闪光的亮点。
  大同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军事地位,且看“府东连上谷,西界黄河,北控朔漠,南达并恒,自昔用武地也”。两千多年来,大同一直是北方边陲重镇,正因为如此,“尚武”成为大同一大风气,诚如《大同县志》所载:“俗尚武艺,自昔而然”。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人才辈出,出现了一个特殊阶层——“士”,“士”阶层经过“文武分途”以后,各自向专门化的方向发展,武士的勇气和技艺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武士中间十分重视和提倡“拳勇”“技击”,每当春秋两季,各地武士常集中在一块儿比赛,切磋武艺。《管子·七法》记述了当时的盛况,“春秋角试以练精锐为右……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故举之如飞鸟,动之如雷电,发之如风雨”,这种竞技盛况已经有点后世打擂比武的意思了。
  在冷兵器时代,“士”的武艺高下,在战争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战争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养士”成了各诸侯国的贤达们网罗人士的重要手段。以信陵君为代表的“四大君”,都曾招徕上千“士”为其服务,他们及他们所养的“士”,在中国历史上曾谱写过悲壮雄伟的动人篇章。荆轲、要离,直到霍元甲、燕子李三乃至当年盗蒙疆银行的大同名侠李文魁……可以说两千多年来,这种“侠气”一直贯穿至今,“侠肝义胆”也成了对这些侠士的褒奖之词,诚如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谈到的:“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拳者起”。
  “侠士”的平民化,使“侠士”有了顽强的生命力,换言之,中华武术,扎根于人民大众之中,所以千百年来传而不衰,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
  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占斌的《大同武术史》一书不但为大同武术文化的传承留下一块丰碑,也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社会发展到今天,传统武术彰显和突出的更多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尚武”精神,是民族发展绵延不绝的动力。武术在战争中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然而千百年来一脉相传的志士仁人的那股“侠气”,却是我中华民族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才是此书真正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