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报道｜把“云冈学”立起来

　　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冈石窟考察时强调：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发展旅游要以保护为前提，不能过度商业化，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云冈石窟12窟前室顶部

　　作为中外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佛教艺术与石刻艺术相融合的一座文化艺术宝库，云冈石窟表达着宗教文化，承载着民族文化交融，更是一部书写在石头上的北魏史。从最初的人员少、设备缺乏，到近年先后组建文物保护修复研究室、彩塑壁画保护研究室、数字化室、遗产监测中心、可移动文物修复室，从石窟本体保护到全面转入防渗水、防风化治理和日常维护，云冈人工作实践中始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为保护好云冈石窟这一人类文明瑰宝筚路蓝缕，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云冈石窟开创了中原地区石窟寺雕凿的先河，它因融汇了中西文化的精髓，被学术界誉为“云冈模式”，其影响遍及大江南北，在中国石窟寺雕塑艺术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和重要的学术价值。百年来，云冈石窟一直广受中外各界学者关注。半个多世纪以前，由于日本学者曾出版了16卷《云冈石窟》，代表当时云冈研究的最高水平，因此，一直以来在学术界流传着“云冈在中国，研究在日本”的说法。为扭转这一尴尬局面，历代云冈研究者不断用脚步丈量，用镜头捕捉，以求索之心解析。

　　终于，2019年，满载着云冈人多年希冀与汗水的《云冈石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出版。该书一经问世即引起很大反响。记者当时曾略翻过，只觉得是一部精美的图录，惊叹于造像的精美、内容题材的丰富。

　　此次走进云冈，走进云冈石窟研究院，走进《全集》研究团队，被三维立体的石窟深深震撼、被满怀热爱的云冈人深深感动。真正体会到：种如是因，收如是果!正是因为有这么一批“有才有学、忘我执着”的云冈人，才使得“云冈学”立了起来，“云冈在中国，研究在日本”的学术历史被改写，广受瞩目的“民族争气工程”被成就。

　　《全集》之所以能面世，离不开大同市文化名人李尔山的牵线，是他，圆了云冈人的梦。他曾说：应站在世界文化角度去看云冈，《云冈石窟全集》是“云冈学”走向成熟的标志。

　　那是2009年，冯骥才主编的《大同雕塑全集》第一卷《云冈卷》问世，引起青岛出版集团的注意，时任集团董事长孟鸣飞专门赴天津走访冯骥才，冯骥才安排李尔山介绍《大同雕塑全集》。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同人，李尔山对云冈石窟有着深厚感情，非常希望为云冈石窟做点事。他立即联系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希望他作为《云冈卷》的代表来介绍云冈，于是，孟鸣飞和张焯在天津见面了，“云冈学”研究史上划时代意义的一幕就此开启。

　　2013年，《全集》编辑工作正式启动。此后，是忙碌且充实的七年。制定总体规划，明确编纂方向，摄影、扫描、绘图、撰稿、排版、印刷，一切都在按顺序推进。

　　北京北郊的雅昌艺术中心，曾是《全集》写作团队长期驻扎的地方，从王恒老书记到赵昆雨研究员，从办公桌到餐桌，从走廊到驻地，成员们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空间，生活的所有重心都围绕着这套书。而远在大同的张焯则只能利用晨起安静的时间修改全书文稿。

　　拆搭脚手架、进行石窟清洁，反复、来回找角度、找光线，是摄影团队的日常。摄影是《全集》编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耗时最长、最为艰难的一项工作。所拍照片既要体现所有壁龛内容，呈现出各窟之间完整的逻辑结构，又要凸显经典，兼顾细部，这不是件易事。拍摄组创新采用拉网式的全方位策略，一个个洞窟搭架、清尘，在十米多高的脚手架上反复上下，逐窟进行拍摄;从照片拍摄到选择，每一个环节都反复考量，精益求精，数年如一日。

　　最难的是各卷开篇的《释论》，既要讲述每一洞窟的特征、特色，更要穿插讨论云冈石窟的各类学术问题，难度颇大。这是第一次从外到内、从微观到宏观彻底剖析云冈石窟，既无成说可循，初稿又问题颇多，往往需要大幅删改或重新再写。考订、圆说、增论……从成稿到可采用，每篇文章少说也得数月时间。

　　历时七年，2019年，数易其稿、由青岛出版集团与研究院核心人员驻厂监印的20卷本《全集》编撰完成。《全集》能够顺利出版，队伍的团结、坚持不可或缺。众所周知，《红楼梦》增删五次批阅十载才得以成稿。《全集》又何尝不是如此。

　　《全集》收录彩色与黑白照片7000余幅，线描图、拓片图400多幅，文章23篇，60余万字。以张焯“东方佛国的第一圣地”开篇，以王恒的总论“云冈石窟群”领衔，第1至19卷全景式地展现了石窟群所有雕刻内容，第20卷对云冈石窟历次考古发掘进行总结。该书集系统性、全面性、学术性、创新性为一体，以文字、实测线图、照片三种形式相辅相成，在深入研究基础之上更高层次地展示了云冈及云冈多年研究。可以说，该书凝聚了几代云冈人的追求与梦想、心血与汗水。

　　李尔山这样评价：《全集》的出现，在宿白先生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云冈石窟研究的新成果，成为一本大而全的云冈宝典，这是一个大功德。

　　阅读《全集》后，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君说，这些照片完整地还原了造像的形制与神情，完好地展示了造像的砂岩颗粒质感，完整地呈现了造像历经千年后所面临的侵蚀与病害，把云冈石窟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节都发掘出来展示给观众。

　　有人说，该书有个很突出特点，与其书名一致，就是“大而全”。将云冈大小石窟资料尽数囊括，远超以前诸版本，而且石窟内部许多细节，形态各异的佛像、菩萨等，应有尽有，将云冈石窟信息全部储存，汇集于本书，传于后人。还有人曾写下这样的句子：对于《全集》我是一名“身在此山中”的读者，了解一些“云深不知处”的故事。

　　回溯历史，云冈石窟研究始于金代曹衍《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继以清初朱彝尊《云冈石佛记》，然而学术意义的研究则是近百年之事。20世纪初，日本学者开启了全球美术界的云冈研究。此后，1933年，梁思成等开始石窟建筑测绘研究。1947年，宿白发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文，遂从历史学与考古学角度，对云冈历史和艺术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基本厘清了云冈石窟的历史沿革和分期脉络。1955年日本学者出版的16卷16开本《云冈石窟》亦可为“云冈学”提供了可贵资料。同时，当地学者白志谦、厉寿田以及近年的赵一德、李治国、贠海瑞、王恒、王建舜等先后撰文写书，对云冈石窟提出相当细致的分析和论证，为“云冈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1世纪起，云冈石窟研究院形成以张焯为带头人的研究团队，深挖云冈文化内涵，在文物、宗教、考古等方面逐步开展全方位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云冈学”学术研究体系，产生了云冈石窟的第一部通史《云冈石窟编年史》《云冈石窟辞典》《云冈石窟佛教故事雕刻艺术》《云冈石窟供养人调查与研究》等专著和一大批很有影响的论文，提出许多新证据和新见解。

　　就“中国三大石窟”而言，云冈石窟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颇多。首先，学术界对鲜卑族所知不多，与云冈有关的佛教经典亦少见。其次，三大石窟中，云冈最缺乏文字记载。但这没有阻挡云冈人的研究步伐，近年来，云冈人提出大量新颖的学术观点，将云冈石窟首次定位为大乘佛教进入中华大地后的最大建筑与艺术再造工程，将“云冈学”研究持续向最高水平推进。云冈及《全集》的学术研究价值体现在：承前启后，将大小石窟资料全部收入，保存了云冈石窟的完整图像资料;总结提升，对学界百年来云冈石窟研究进行总结，并根据自己多年研究提出许多新观点和解读;引领作用，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冈学”的最高水平。

　　王朝兴衰、时代变迁、文化交融，一个个错落的窟龛中藏着许多人的许多故事。云冈还有许多待探究揭示的历史文化之谜，“云冈学”尚需拓展、深化，云冈人依然在保护研究的道路上奋进，“云冈学”研究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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