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府 | 云冈石窟历代名称考释

 2020-06-01 16:52:40  来源:韩府  编辑:新大同  关注热度:

云冈石窟历代名称考释

韩 府

云冈石窟自北魏开凿以来,已历时一千五百余载,纵览此间之古代文献、遗存碑铭及近人文章、土民口传,其名称竟有数十种之多,诸如:灵岩寺、武州山石窟寺、恒安石窟、北台石窟、云冈洞、大庙等等,不一而足。倘若不加以审订辨证,规范厘定,极可能在研究中出现张冠李戴等错误。因而,对目前所能见到所有名称逐次进行考释,有助于云冈石窟研究者阅读古籍和近现代文献。

对云冈石窟所有名称加以归纳,略作剖析,发现可以分为“名”与“称”二种。所谓“名”,即较为正式、规范、通行的名号,一般得到过官方认可,或者在官方文件中出现;所谓“称”者,即指那些随意指定的、不甚通行的、口头使用的称呼。以当前为例,“云冈石窟”为“名”,此外其余一切称呼如“云冈石窑”、“大同石佛”、“大庙”等则均为“称”。再者,分析云冈石窟历代名称的结构和来源,发现多由两部分构成,前一部分或者是自然地理名称,或者是行政区划名称,后一部分则是表示性质的通名,如“石窟寺”、“石窟”、“寺”等。这种定名方式与逻辑学上的属概念加种差的定义方式相仿,是通过对通名加以限定以构成专名。前者如“武州山石窟寺”,以石窟所在地的自然自然地理名称限定;后者如“恒安石窟”,以石窟的在地的行政区划地的名称限定。其三,名称中或带“寺”,或不带,随时间和使用者之不同,含义不同。民国以前似无差别,至本世纪以来,有的著述中略作区别,带“寺”者包括石窟前木构建筑,不带“寺”者,仅指石窟及其内部雕刻,成书于本世纪三十年代末的大同人士厉寿田所著《云冈石窟源流考》即是如此。解放以后,称云冈石窟,其所指又同于古代,一般包括窟前建筑——窟檐及其他附属物。近年来,不少学者又在文章中加以区分,透过表面,可以看到这其实是一种研究深入以后必然产生的结果——区分越来越精密细微。这是研究深化的一个标志。

兹将较为常见和重要的云冈石窟名称依次考释如下:

武州(周)山石窟寺 武州(周)山石窟佛寺

北齐人魏收所撰《魏书》中或称“武州山石窟寺”,或称“武州山石窟佛寺”,此外似尚有径称“石窟寺”者,有人以为亦指云冈石窟。如:“(皇兴元年)八年秋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北魏·《魏书·显祖纪》)“(太和七年)五月戊寅朔,幸武州山石窟佛寺。”(北魏·《魏书·高祖纪》)此类记载尚有数条,兹不一一列举。值得一提的是同卷中另外一条,“(太和八年)秋七月乙未,行幸方山石窟寺。”(同上)中华书局校点本将此句在“方山”与“石窟寺”中断开,其意必以“石窟寺”为“武州山石窟寺”或“武州山石窟佛寺”之简称,与此类似的是显祖的一段记载,“十有二月甲辰,幸鹿野苑、石窟寺。”(北魏·《魏书·显祖纪》)实则此二处标点在未见其它更有力证据之前,当以存疑为妥。《魏书》因为年代久远,先时辗转传抄,以后版本歧出,表示同一事物的名词使用也不够规范一致,甚至在同一卷中的同一名词也不统一,前者如《显祖纪》称“武州山石窟寺”,而《高祖纪》中又多出一“佛”字,成了“武州山石窟佛寺”,到了《释老志》中又称“灵岩寺石窟”,后者如仅《高祖纪》中便有所不同,六年三月的记载称“武州山石窟寺”,而下文中到了七年五月便又成了“武州山石窟佛寺”,莫明其妙地多出一个“佛”字。方山附近原鹿野苑范围内的小型坐禅石窟的重新发现,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这处石窟以方山或鹿野苑命名似乎都无不可。因而,以上的标点问题难以遽下结论。另外还需补充两点:一,武州山有的文献也作“武州塞”的同义词使用,如日本人氏长谷兼太郎所著《武州塞石窟》一书便是如此;二,山名“州”字或作“周”,可能与避讳有关,详情待考。

灵岩寺 灵岩寺石窟

《魏书》中记载:“景明初,世宗诏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北魏·《魏书·释老志》)又,《续高僧传》记载:“释昙曜……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州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唐·道宣《续高僧传·昙曜传》)此处之“灵岩”显然系灵岩寺之简称,因上句中有“佛寺”一词,此即古文“承上省”例。上述二处文献中之“灵岩寺”均指云冈石窟。再看《水经注》之记载:“其水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漯水》)笔者以为,表面上看,“灵岩”似为一自然地理名称,是对云冈石窟所在山冈的指称。但仔细玩味此处文义,实则不然,仍是灵岩寺之简称。故而“灵岩寺”之名,不同于前之“武州山石窟寺”,亦不同于后之“云冈石窟”,不是因所在地而得名。就是说,尽管云冈石窟有灵岩寺之称,但切不可以为石窟所在山丘亦因石窟而得名“灵岩”。

恒安石窟 北台石窟

《续高僧传》记载:“释昙曜……以元魏和平年任北台昭玄统,绥辑僧众,妙得其仁,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又曰:“曜慨前陵废,欣今重复,故于北台石窟集诸德僧,对天竺沙门,译《付法藏传》并《净土经》,流通后贤,意存无绝。”(唐·道宣《续高僧传·昙曜传》)此两处之“恒安石窟”、“北台石窟”均似为“称”,而非名。称“恒安石窟”乃是从行政区划上与洛阳的龙门石窟区分,称“北台石窟”则是为了与南台石窟——伊阙石窟相区别。“北台”为“北台石窟”之简称。称“恒安石窟”系因北齐后,云冈属恒安镇所辖——六镇起义后,平城废,北齐时建恒安镇。

石窟寺

唐天宝年间宋昱曾作五古一首,名为《题石窟寺》,诗题下注曰:“即魏孝文之所置。”可知,唐代有“石窟寺”之称。需要说明的是,此名不可认为系由“武州山石窟寺”等名简化而来,因中国历史上径称“石窟寺”者比比皆是。宋昱之诗收入《文苑英华》和《全唐诗》中。

石佛寺 佛窑山

清·雍正《朔平府志》记载:“左云县石佛寺,在县东九十里云冈堡,又名佛窑山。”(雍正《朔平府志·古迹》)石佛寺之名亦同上述石窟寺,当系全称,而非简称,理由亦同上。盖由径以“石佛寺”为名者,遍布全国。佛窑山或系民间俗称。

云冈寺

清人冯云骧有《题云冈寺》长诗,收在乾隆《大同府志》中;曹溶亦有《云冈寺燕集》一首,载于乾隆《大同府志》,亦见道光《大同县志》。至今,“云冈寺”一名仅见于诗人题咏,似为本文所谓之“称”,而非正式之“名”。此称由地理位置而得,因云冈石窟所在之武州山于明朝正德、嘉靖年间曾修设云冈堡之故也。此前只闻“石佛寺堡”,而未见有称“云冈堡”者,“云冈”一词亦不见于碑碣、文献。如成书于明·正德十年前后的《大同府志》的“土堡”条下列有“石佛寺堡”,属大同前卫。(明·正德《大同府志·城池》)并不称“云冈堡”。今可见之最早出现“云冈”一名的,当推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所撰之《重修云冈堡记》碑,其文曰:“古者,石佛寺通西四卫道也,于靖□□年七年,内为右卫饷道,改□云冈堡。”案,嘉靖在位四十五年,而明季碑文并无将“十七年”说成“一十七年”之例,故可断定碑中残缺字当为“二十”或“三十”。末一残泐字当为“称”或“设”字。又乾隆《大同府志》中,收录刘卓《九日登云冈》七律一道,此为诗作中最早见到“云冈”一名者。考刘卓为陕西乾州(今陕西省乾县、武功县、永寿县一带)人氏,明·正德二年任大同府推官,此诗当作于任上。正德正位十六年,若假设刘卓上任时仅为二十岁,则至嘉靖二十七年已六十出头。故窃谓碑文中所记年代必为“二十七”无疑,如此方更合理。不得不提的是以乾隆《大清一统志》为代表的另一说法,该志曰:石窟寺在“大同县西武州山上……其山最高处曰云冈。”此说颇不可信。所谓武州山,虽名曰山,但实则不过一低矮丘冈而已,所以前人盛称其高,如“云中已是绝人攀,况复云冈山上山。”(明·刘卓《九日登云冈》)“ 岩暂憩啸临风,却爱空楼望不穷。”“ 千仞孤峰百尺楼,云天高并两悠悠。”(明·王仪《石佛寺》)“耸峰危阁与天齐,俯瞰尘寰处处低。”(清·王度《云冈佛阁》),一则是诗人夸诞之词,一则是由于从河床下仰望之故,若从其北端来看,则几乎无山可言,因而,不会有多事之人专为其“最高处”特撰一名,此其一也;清以前从不见有此说法,必系先有云冈堡之名,后人反认子为父,以为堡名来自地名,实乃修志者臆测之结果。何以见得,以大同明代边堡命名规律来看,大多系“寄意”式,且与边防政治有关,而非“因地而名”式,其附近堡名多如下:镇虏堡、和胜堡、拒羌(今作“墙”)堡等,显然非地理式。所谓“云冈”者,乃夸张其地势高峻,耸入云端也。顺便一提有关云冈石窟名称的另一个错误。大同市地名志办公室编撰的《大同地名志》一书中,称:“云冈其名来源于云冈石窟寺”,亦为不妥。就是说,编撰者以为是先为“石窟寺”起名“云冈”,随后,所在地跟着以“云冈”为名,实则恰好相反。乃是寺名得自堡名。

大佛寺 石佛古寺

此二名称不多见于文献、碑碣或口传,然云冈石窟木构寺阁曾悬挂书录此二名之匾额,故亦备一则。日人岩崎继生记述:“在四层楼佛殿的山门扁额上,有‘石佛古寺’的名称。在中庭挂着的扁额上,写的是‘大佛寺’三字。”(日本·岩崎继生《大同风土记》)

大庙

云冈石窟左近居民,尤其是原云冈村今云冈镇人士口语中均称云冈石窟为“大庙”。按照语言学的一般规律,口语中保存的称谓往往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可以断言,此名必是在当地土民中历代相传而来。当然,此名系俗称,并无深意可寻,盖因其寺院占地广阔及佛像气势雄伟宏大而得。对于云冈石窟寺,历来人们都是喜欢加一大字的,如前述扁额文曰:“大佛寺”,而宿白先生发现之《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中称“大石窟寺”,所谓“大庙”之“大”字,亦与此不无关系。

云冈石窟

此名出现最晚,仅笔者手头资料所见,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尚无此名。1909年日本学者冢本靖称“云冈石窟寺”(冢本靖《续清国内地旅行谈》),1918年陈垣先生仍沿袭《魏书》的叫法,称“武州山石窟寺”(陈垣《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稍后用此名称者其含义并不确定,有时不包括石窟以外的其他部分,有的与今相同。今之云冈石窟的定名,当在解放以后云冈石窟文管部门正式定名以后,准确时间,尚有待于进一步查询核定。

其他

除以上所列举者之外,云冈石窟尚有其它名称多种,择其重要者公布于兹。明人任澄清称“云冈洞”,见任氏《云冈洞观石佛》诗;清人倪钺称“云冈大佛寺”见倪氏《题云冈大佛寺》诗;日本人氏木下杢太郎、木村庄八称“大同石佛寺”,见木下杢太郎、木村庄八《大同石佛寺》一书;日本人氏长谷兼太郎称“武州塞石窟”,见长谷兼太郎所著《武州塞石窟》一书;另一位前面提到过的日本人氏岩崎继生称“云冈石佛寺”,见《大同风土记》,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因皆可望文生义,故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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